2026年村镇银行大规模退出，国有大行接盘县域金融，中小银行加速精简整合。
2025年已正式结束，全国村镇银行“退场”规模创下历史纪录——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官网公开信息统计，全年共有303家村镇银行被依法注销金融许可证，失去独立法人资格。这一数字远超2022年（8家）、2023年（9家）和2024年（83家）三年总和（100家），相当于平均每天约0.83家村镇银行退出历史舞台。这不仅是数量上的跃升，更标志着我国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进入深水区和加速期。
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首次出现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三家国有大行主动参与村镇银行整合的实践。6月23日，工行收购重庆璧山工银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8月8日，交行完成对大邑交银兴民村镇银行的收购；9月4日，农行获批收购厦门同安农银村镇银行，并后续在湖北、浙江、内蒙古等地持续推进同类整合。这一转变具有标志性意义：过去长期由省联社、城商行或农商行主导的村镇银行主发起行体系，正被更具资本实力、科技能力和风控体系的国有大行深度介入。这不是简单的“接盘”，而是金融资源向县域下沉方式的一次结构性重构。
某券商银行业分析师指出，国有大行入场，确能更好发挥其全局资源配置能力与金融科技优势，但需警惕“重形式轻实质”的风险。当前部分整合仍以“村改支”为主，物理网点虽保留，但信贷审批权、风控模型、客户经理队伍能否真正适配县域小微、涉农场景，尚待观察。若仅将村镇银行视为网点扩张工具，而未同步下沉产品设计、风控逻辑与服务机制，恐难真正提升基层金融服务可得性与有效性。
记者调研发现，尽管政策导向明确、监管推动力度空前，但国有大行与股份行整体态度依然审慎。一位国有大行相关人士坦言，相关动作“主要是为了呼应监管部门号召”，是在有关方面的统筹推动下参与，并非完全出于市场化盈利考量，更多体现为一种制度性责任承担。这种表述背后，折射出当前村镇银行改革中一个关键现实：行政推动与市场逻辑尚未完全同频。改革不能仅靠“拉郎配”，更需建立可持续的商业闭环——包括差异化监管容忍度、涉农贷款尽职免责细化、财政贴息与风险补偿机制落地等配套支撑。
从区域分布看，2025年村镇银行退出数量排名前三的省份为吉林省（49家）、内蒙古自治区（48家）、湖南省（41家），三地合计占全国退出总数近46%。这一集中度值得深思：吉林、内蒙古地处东北及北部边疆，县域经济承压明显，人口外流、产业单一、抵押物不足等问题长期存在；湖南虽属中部，但部分县域农信体系历史包袱较重。高退出率并非偶然，而是区域经济基本面、金融生态承载力与村镇银行初始定位错配的集中暴露。改革不是“一刀切”清退，而是要通过精准识别、分类施策，让真正有生存能力、服务效能的机构活下来、强起来。
时间线上，2025年村镇银行退出潮始于1月2日的四川广元市发展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10月获准开业，存续约16年），终于12月26日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罕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尾呼应，横跨全年。尤为值得注意的是，12月12日重庆荣昌汇丰村镇银行以“解散”方式实现市场化退出，成为年内少有的未被收购、直接终止法人资格的案例。这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监管正推动多元化退出路径——除“吸收合并”“村改支”外，“自主解散+清算退出”亦被纳入制度选项，有助于避免“僵而不死”带来的潜在风险累积。
回溯政策源头，2025年1月召开的国家金融监管总局2024年工作会议已将“全力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列为八大重点任务之首，并强调“把握好时度效，有计划、分步骤开展工作”。如今看来，303家村镇银行的集中退场，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的具象落地。但必须清醒认识到，数量上的“减法”只是手段，质量上的“加法”才是目的——即通过优化供给结构，把有限的监管资源、资本金、人才和技术，集中配置到乡村振兴主战场、粮食安全关键环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真正需要且值得支持的领域。
村镇银行曾是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的重要载体，但其“遍地开花”式发展也伴生了公司治理薄弱、股东资质参差、风控能力欠缺等问题。当前的退场潮，本质是金融供给侧改革在县域层面的必然校准。它提醒我们：普惠不是摊大饼，下沉不是铺摊子。唯有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商业可持续”原则，才能让县域金融既“有温度”，也“有力度”；既“接得了地气”，也“扛得住风险”。改革没有回头路，但每一步，都应走得更实、更稳、更有方向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