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经济观察2025年09月03日 08:12消息，达利欧警示特朗普若再度执政，可能加剧财政赤字，引发美债危机全面爆发，冲击全球经济。
从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领袖都在公开场合表达对美国不断膨胀的国家债务的深切忧虑。尽管他们一致认为债务危机终将到来，但多数人选择回避具体时间点，而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却罕见地给出了明确的时间框架——他认为，这场由债务引发的“心脏病发作”将在现任政府任期内爆发，最多不超过两三年。
达利欧长期以来一直警告美国财政不可持续的现状。他曾多次强调，当前主流经济学界中，许多专家对债务机制的理解存在根本性缺陷。今年早些时候，他就直言不讳地指出，那些认为美国可以无限增加债务而无需付出代价的经济学家，“根本不理解问题的机制”。这一观点在当下愈发显得尖锐且富有预见性。
本周，达利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进一步细化了他的判断，明确将危机爆发的时间锚定在“三年左右，上下误差一两年”。他特别指出，这一判断部分源于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所推行的财政政策，尤其是今年7月签署的“大而美”税收和支出法案。该法案虽被宣传为对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的重大利好，但实际上大幅削减联邦支出、长期推高债务水平，并将减税红利主要导向高收入群体和大型企业。
从财政逻辑上看，任何实体要降低债务压力，无非两条路径：开源或节流。然而，特朗普政府在“减税”这一“开源”反向操作的同时，并未有效控制支出，导致财政赤字持续扩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测，该法案将在未来十年内增加3.4万亿美元的国债。尽管CBO声称部分成本将由关税收入抵消，但多数独立经济学家认为，这种抵消效应远不足以扭转债务增长趋势。换言之，这些政策既不会加速危机，也不会延缓其到来，反而是在为未来的系统性风险积蓄能量。
目前，美国国家债务总额已攀升至37.3万亿美元的历史高位。仅截至7月，政府在债务利息上的支出就已突破1万亿美元，占全年联邦预算的17%。这一数字令人震惊——利息支出已不再是财政的“后台成本”，而是正在吞噬教育、医疗、基建等关键领域的资源。正因如此，特朗普今年以来多次公开施压美联储降息，试图通过降低借贷成本缓解财政压力，但鲍威尔领导的美联储坚持独立性，并未迎合政治诉求。
达利欧并未将债务危机简单归咎于某一届政府。他强调，这是长期结构性问题的累积结果。然而，他对当前政治生态的担忧尤为深刻。他认为，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分裂程度已接近上世纪30至40年代全球动荡时期的水平。在那种环境下，理性政策往往让位于民粹主义和短期利益，而真正需要的改革则因缺乏共识而停滞。他以美国政府近期入股英特尔为例，指出这种“国家资本化”趋势可能是危机前兆——当市场无法自主支撑关键产业时，政府被迫介入，而这往往意味着系统已出现严重堵塞。
更值得警惕的是，达利欧观察到，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沉默。“因为他们害怕批评会带来报复。”这句话揭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当公共讨论被恐惧所主导，政策纠错机制便趋于失灵。在一个健康的民主体制中，预警声音应被鼓励而非压制。而如今，像达利欧这样敢于直言的风险警示者，反而成了少数派。
他将美国经济比作一套因动脉粥样硬化而逐渐堵塞的循环系统，债务利息如同不断增厚的斑块，最终将挤压其他 vital organ 的供血。这一比喻极具警示意义。我们不应忽视的是，市场信心一旦动摇，国债的买家可能集体质疑美国政府的偿债能力。届时，“债务的需求很难跟上供给的速度”将不再是一句预言，而会成为引爆危机的导火索。
作为观察者，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债务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债务的麻木与回避。美国仍拥有全球最强的经济基础、最深的金融市场和美元的国际地位，这些优势为其争取了缓冲时间。但时间不是无限的，政策空间也在不断收窄。若不能在接下来的两三年内推动实质性的财政改革，达利欧所警告的“心脏病发作”或将如期而至。这不仅关乎美国，更将对全球经济秩序产生深远冲击。
